当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学界对其研究范式、内容实质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对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否存在政治哲学这一前提性、根基性的问题，学界仍莫衷一是。这一问题既关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与核心，又决定着在当代中国如何继续弘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从而回答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等关键问题。

霍布斯、洛克开启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推动了政治解放的实现，使得自由、平等、权利等原则深入人心。得益于此，个人权利自近代以来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保障，人的地位也有了极大提升。然而，“政治解放的限度”决定了政治解放并非人类的彻底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①因此，当政治解放和政治革命完成时，它们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政治解放只是将现实的、利己的个体确立起来，同时又将它们的真实性寄托在公民身份中，从而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都只是体现在国家和法的层面，而未能在现实中的个人层面得到彻底实现。马克思说:“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②也就是说，人类的真正解放尚未完成，它需要将人的一切关系复归于自身。因此，马克思致力于将政治解放进一步推进到人的解放。就此而言，马克思延续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以来的时代议题，积极探究自由、平等及权利的实现问题。

马克思个人的政治哲学的开端，要回溯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对其思想转变的经历有过详细的说明。他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是在《莱茵报》期间遇到了关于“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即对于林木盗窃及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现实问题发表看法感到为难。接着马克思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得出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结论①。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苦恼的疑问”，这需要从后面的论述中寻找答案。马克思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②。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困惑在于如何理解法的关系，这一点又和马克思提到的“关于林木盗窃”等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密切相关。

了解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的相关论著尤其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彼时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关系。因此，将马克思的上述论断还原后的事实应该是这样的:马克思为了解决在《莱茵报》期间遇到的物质利益相关的难题，他需要准确地把握和处理现实问题与法的关系，经过研究，他发现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被黑格尔称为“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答案又要去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简言之，马克思为了解决现实的难题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而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的中介，那就是“法的关系”。回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难了解马克思所说的“法的关系”是指作为私人权利的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法律”和“利益”及代表公共权利的国家的“法律”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对它们冲突关系的理解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作为一个观念或者范畴决定现实的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③，而非相反，从而得出了他的结论，即要了解法的关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等问题，就必须要回到社会现实，从市民社会出发，从研究政治经济学出发。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对社会现实的真正认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因此，马克思最初要解决和探究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他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遇到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被表述为人民的权利、利益等如何实现的政治哲学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探讨的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权利和自由的实现问题。当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之后，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国家及法的规定之中，而是准备从社会现实出发去解决权利和自由问题，由此开启了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就此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由黑格尔法哲学承接而来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权利与自由的实现问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呢?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定义基本是以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为基准的，这种政治哲学往往围绕一个规范的理论前提来设计一套完整的政治分配体系，又称规范性政治哲学。我国研究政治哲学的姚大志先生也指出，“政治哲学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马克思并没有政治哲学，因为马克思通常把“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等划归到上层建筑中去，并认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非相反。

马克思当然不主张从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出发去寻找出路，他“不是在洛克等人的基础上对权利、自由及公正等价值予以再辩护和再合法化，而是将这些价值与现实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通过批判现实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来对这些价值作出历史性的阐说。”⑤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不关注诸如权利、自由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如前所述，马克思并不是反感包含法的关系、政治制度等在内的这些内容，反而他研究的最初动因就是要寻找这些事物背后的原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然认识到要理解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去理解，而应该从社会现实去理解。马克思并不是认为它们不重要，它们非常重要，但要真正地理解它们，首先要寻找它们背后的根源。因此，马克思致力于通过改变现实条件去推动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可以说，这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存在一个目标，姑且可以称之为规范，这就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实现”。如果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还主要体现为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权利与自由问题，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则被明确为人的解放问题，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被进一步推进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实现问题。

马克思在巴黎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其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早期的政治哲学只是昙花一现，或其政治哲学的研究只是一时兴趣，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就放弃了对它的关注呢?其实不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看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门类，然而，它们在近代以来的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中实现了对二者的结合，这一点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决定的。人们通常把洛克开创的政治哲学看作自由主义的开端(又称古典自由主义)，而把在经济政策上倡导自由主义的思想称之为经济自由主义。虽然后者是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系统形成的，“特别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但是，“如果追溯经济自由主义渊源的话，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当然是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①。因此可以说，始于洛克的哲学上的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发现了洛克理论的精华和奥秘，即从人的劳动出发论证财产权的正当性，从而确立了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一原则在亚当·斯密那得到了彻底的贯彻，马克思极其赞赏这一点。这说明政治哲学作为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源头有着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不仅如此，二者在近代以来的发展也是互相交融的，这一点被黑格尔把握到并被马克思继承下来。因此，当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时，他便迅速地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未摆脱其政治哲学的理论视野和现实关注，这一点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可以得到确证。

马克思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后，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政治哲学视角的批判。他指出，对主体性劳动②的关注使得国民经济学看起来好像关注人，实质上它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其原因在于，原来外在于私有财产的关系通过劳动原则被转换成内在于私有财产的紧张关系，一旦私有财产移入人的本质，它就从实际上否定人、消解人的存在，使其实际作为一种物而存在。这种观点片面地将劳动原则彻底发挥出来，进一步表明了国民经济学家对人的漠视。马克思深刻把握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敏锐地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带来的压制。对此，阿伦特曾赞赏马克思，认为他正确描述了18世纪以来现代世界发生的变化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她说马克思“指出并把握了变化中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马克思对现实的把握，对“劳动”的关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够将《论犹太人问题》中确立起的“人的解放”的政治哲学主题进一步推进，只不过彼时的马克思已经把关注的焦点从问题本身转向如何理解和解决问题。

马克思无意建构一套系统的政治哲学体系，如前所述，其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中逐步形成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表现出了极强的现实关照性，这与其哲学的特点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马克思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由问题推进到市民社会并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其根本目的不在于构建一套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致力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赋予马克思政治哲学以现实性和超越性，使马克思政治哲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政治哲学的独特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立足于对劳动的分析开启了对其政治哲学问题———人的解放与自由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考察。他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出发，通过对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赖以生存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国民经济学思想内部的矛盾，还指明了国民经济学思想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国民经济学家们一方面强调“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工人得到“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增进国家及人民的财富，增加人民的幸福，然而现实是，即使在社会最富裕状态，大多数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些矛盾和冲突都指向一个现实:作为国民财富源泉的“劳动”是一切灾难的根源。然而，马克思经过分析发现，矛盾的根源并非在于劳动，而在于私有制。国民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在于把需要说明的东西变成了“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他们将私有财产作为基础，将私有制看成是无须论证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财富的积累与创造，最后他们“既没有说明私有财产，也没有揭示私有财产的实际内容”③。

与之相反，马克思根据对市民社会的现实考察，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其一，劳动生产的产品或对象作为一种异己存在物与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者被自己的劳动产品所控制，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得到的就越少。其二，当劳动产品与劳动本身相对立时，劳动过程必然与工人相对立，这是由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造成的。劳动的异化意味着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痛苦而非快乐，劳动不属于创造他的劳动者本人，而属于他人，工人在劳动中丧失了他自身。其三，人的对象及其本质活动发生异化时，“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①，由此，人的类生活对他来说变成了手段，人的类本质也发生了异化，由目的变成了手段，从而进一步造成人的本质与人相异化。其四，在这种异化活动中，人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的同时，必然与他人相异化，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与人相异化。

在对劳动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异化劳动的形成机理。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以对象化或外化的形式产生了现实世界，这种对象化或外化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即劳动。马克思将这种精神性的活动转变成真正的对象化劳动，劳动的内涵发生了革命性变革。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劳动的发展史，这里的劳动显然不是黑格尔眼中精神性的劳动而是指现实的劳动。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对象化劳动过程中，人们才能不断确证自己的存在与本质。因为自然界并不同人相适应而存在，人类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对自然界进行不断地改造，无怪乎马克思说:“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②。因此，劳动与人密切相关，马克思将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与自身的关系理解为人与对象存在物的关系，并将自身对对象的改造看作是类意识和类生活的生成，其实就是人的类本质在劳动中的生成和展现。人们可以通过对象性的活动确证人类自身的本质，劳动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动物与它的生产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可以将其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人的活动是自由的生命活动③。

然而劳动的对象性特征使得劳动的异化成为可能，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分析，阐明了异化劳动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在最开始的时候，劳动的外化产生了私有财产———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此时劳动的外化还不是异化，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外化劳动在其不断地积累和发展中最终产生了私有财产(注意，这里的私有财产与前一个私有财产的含义已经不同，特指私有财产制度)，在这种私有财产的制度之下，异化劳动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正如韩立新教授论证的那样，在马克思那里有两个异化劳动概念———“作为对象化活动的异化劳动”和“属于他人的异化劳动”，以及两个私人所有概念———“基于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和“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④。这样一来，在马克思那里的论证就变成了这样:“一般的人类劳动带来了基于自我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这种私人所有又带来了属于他人的异化劳动，而这种异化劳动最终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⑤从而，马克思解释了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之间的内在关联:即劳动的对象化———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制度。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现实出发，逐步揭露出其背后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他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真实样态;另一方面，通过对劳动的哲学分析，揭示了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内在关联及私有制作为国民经济学内在矛盾的根源。同样，马克思对出路的探寻也是通过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批判来展开的。在哲学叙事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性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发现了劳动之于人及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这为不久的将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实践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人的解放与自由实现的路径更加清晰。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⑥。人的解放当然只能是现实的解放而不是思想的解放，而要获得现实的解放就要进行现实的革命和运动，不能指望只是进行思想的变革，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正如马克思一经得到便用于指导其工作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表述的那样:“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⑦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此断定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绝不存在政治哲学。还有一种相近的观点，以哈贝马斯为代表，它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一种决定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为自由留下空间，从而决定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注入人的因素。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的重大发现，自创立之后，其研究始终贯彻这一原则，然而，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消失或不存在。原因如下:

第一，马克思始终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政治哲学理想，这一点无可置疑。无论是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抑或是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克思探讨和介入的问题始终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基础上提出来的人的权利与自由实现的问题，不同点在于，马克思将政治解放进一步推进到人的解放，期望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从这个方面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坚持与政治哲学问题的解决是并行不悖的。前者有助于后者的解决，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考察后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就是明证。在《致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为了不丧失已取得的成果，当交往方式不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时，就必须要改变社会形式。从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看，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有人可能会说，既然资本主义必然会灭亡，那是不是可以坐等共产主义的到来。并非如此，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目的在于发现它的运动规律，预测发展趋势，“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①。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从道德上、在关于人的发展上来说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只是单纯的谴责对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只有对现实的经济生活进行剖析并发现其运行规律，才能有效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

第二，关于哈贝马斯等人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为自由等政治哲学的规范价值留下空间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其独特的贡献，然而将其当成决定论，只强调其必然性而忽视其根本的价值旨归，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哈贝马斯之所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为自由留下空间，是因为他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单纯理解为工具性的活动。然而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决不能单单将其理解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工具性活动。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改造，揭示了劳动之于人及人类社会的重要性，由于其对象化的特征，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发生了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详细说明了自主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分离的现实，二者分离以后，“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劳动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②这说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异化。原初的劳动是自主劳动和物质生产活动的统一体，只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它才只留下了维持人类生存这样一个工具性的层面。因此，要回应哈贝马斯的问题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解决人的解放与自由问题的。

要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应将人的一切关系复归于人，而这首先要从劳动中才能获得，因为人从事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形式，这种劳动只是工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不得已进行的生产劳动，生产的目的在于价值增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形式持批判态度，这种劳动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它既是工人维持生活的手段，又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但是，历史总是向着它的对立面发展，资本一方面为工人制造贫穷和苦难，另一方面又为这种苦难创造了出路。马克思指出，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寻求技术的革新，从而逐步将必要劳动时间降到最低，在剩余劳动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然而劳动时间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唯一评判尺度，这使得资本主义充满矛盾。剩余劳动过多造成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时就会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就会中断。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大步向前，越快走向辉煌的时候也将越快地走向死亡。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崩溃，关于劳动的一切价值体系都将失效。人们的劳动和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源泉和尺度，从而交换价值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人们不再需要生产剩余价值，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社会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当劳动不再作为衡量一切尺度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在自由时间中使得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并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动时间不可能永远和自由时间处于对立之中，自由时间会把人变成另一个主体，这个主体还要加入直接的生产过程中，有可能是接受训练，有可能是知识的实践运用。这时，新的生产方式就开始了，人的解放实现了，真实的自由才成为可能。

马克思以辩证法的形式阐述了资本主义灭亡和无产阶级胜利的历史进程。他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解剖。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为的那样是永恒的生产方式，相反，它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种特殊的、暂时的生产方式，它的暂时性从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来说是必然的。未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表述为:“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①这都意味着，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考察，就是要寻找解决人的解放和自由这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出路。由此，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种叙事结构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致思路径。

虽然马克思没有系统地建构政治哲学体系，但通过上述研究和分析，我们能够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起点、主题及致思路径，这一系列内容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也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民性、时代性和革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即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实现问题，它不仅是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地平线上提出来的时代课题，其解决路径也借鉴和吸收了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和市民社会的深入考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内在矛盾及原因，并积极探寻出路。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出了与国民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市民社会的现实问题只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怪圈才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如此，马克思通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探究时代问题的同时实现了理论的反拨，形成了兼具人民性、时代性与革命性的政治哲学。

首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代性体现在其把握住了时代大势，发现了劳动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的恢宏气势，看到了时代的车轮终将碾过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其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民性体现在他对人类命运尤其是无产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类解放的现实关注，从而其理论始终围绕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而努力。最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革命性是通过其哲学的叙事方式表达出来的，他的劳动理论扭转了以往唯心主义哲学、旧唯物主义哲学对劳动的抽象理解，提升了劳动及劳动者的地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革命性一方面体现在马克思不是以理论的方式，而是致力于以实践的方式实现其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理想。另一方面又体现在他不是要在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内去进行改革，而是要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代性，是不是意味着它只属于那个时代而不属于当代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革命性在当代还有意义和价值吗?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民性在当代又是如何得到践行的呢?关于第一个问题，很多哲学家们都在理论上进行过回应，如卢卡奇、德里达、萨特、阿伦特等等，他们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的重要性。他们的论证思路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我们仍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最透彻、最深刻的分析和阐释，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与我们是同时代人。比理论更有说服力的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仅有力地阐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民性、时代性与革命性，同时，这三个特性又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实践形式。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不断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密切联系群众，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性的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及伟大成就，向世界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人民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当代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对此进行了精准而深刻地总结: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②这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时代问题，他深入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剖析以寻求人类解放之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它始终秉持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性，在中国发展的每一个历史关头，从社会现实和国情出发，从当时的时代问题出发进行形势研判，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推动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伟大复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对时代之问的探索与解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性的体现，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审时度势，从中国国情出发，从而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节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种勇于创新的伟大精神则昭示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革命性。无论时代性还是革命

性最终都要归于人民性，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与使命，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展现与证明。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民性、时代性与革命性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走向成功，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又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民性、时代性与革命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最好写照与生动说明。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①，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处理和解决好公平正义问题，这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议题，同样也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伴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政治哲学开始复兴，公平正义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从而，罗尔斯以正义为核心问题的政治哲学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坐标。罗尔斯围绕公平正义问题深入探讨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提出了基于平等的自由主义，其实质是自由与平等的平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要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发生关联，从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资源。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罗尔斯的理论根基在于自由主义传统，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存在着根本区别。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做好“两个结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解决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一方面要逐步推进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任务和目标。因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那样，“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另一方面，就是要深入思考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就不仅要从多个层次和角度探究权利、程序、机会等公平的内涵、特点及其实现路径，还要平衡好发展的效率问题，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目标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总之，“我们要记住《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主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乃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