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两个结合”蕴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厚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在理论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重“结合”的相关论述是“两个结合”的理论来源，为“两个结合”提供了学理支撑。在历史逻辑层面，“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生动写照，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实践逻辑层面，新征程上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前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关键抓手，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现实依据。
【关键词】“两个结合” 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逻辑体系
作者简介：吴文珑（1987-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009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022年10月16日，在党的二十大上，他对这一问题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阐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提出的一个原创性命题，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逻辑意蕴，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新征程上，深刻揭示“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对于更好地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本质特性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并发挥出巨大效力，与其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等本质特性密切相关。作为这些本质特性的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重“结合”的相关论述是“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来源，为“两个结合”的推进提供了充分的学理依据。
1.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进行理论创造和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以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并以此教导其后继者。马克思认为，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只能回答特定时代提出的问题。因此，他十分厌恶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信奉和简单模仿，坚决反对为自己的理论竖起教条主义的旗帜，着重指出，“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恩格斯同样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写给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他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针对部分德国青年著作家把“唯物主义”视作“套语”或“标签”的倾向，严肃地表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这些论述无不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那种只知简单套用其理论而不作进一步研究的做法的明确态度。
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来对待。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他针对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发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不完备和过时了”的责难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列宁一贯主张根据实践的发展丰富自己的理论，让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此过程中纠正不正确的认识。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认真研究和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适用性，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并成功地将其付诸实践。
总之，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诸多论述都表明了他们反对僵化地对待自身理论的坚定立场，显示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性。
2.理论的一般原则要同具体实际相结合
既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那么它的实际运用就要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早在1872年6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便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不同的现实境况灵活地加以运用的思想。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相似的原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恩格斯在同杜林的论争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和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强调“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说明，脱离具体实际的理论套用将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使其成为与现实土壤割裂的无源之水。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列宁也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针对在俄国革命实践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割裂理论与实际之辩证关系的错误倾向，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20世纪初，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试图从一般的普遍性结论出发去探寻个别具体问题的答案。列宁尖锐地讽刺了这种做法，表示：“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他认为，如果忽视俄国的特殊国情，主张仅靠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就能引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那这样的人必定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般的规律性认识，其基本原理要发挥效用，必须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样，在肃清教条主义影响、指引革命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列宁实现了理论与实际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理论的一般原则要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张正契合了他们的上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坚持和生动阐发。
3.马克思主义要脱下“外国服装”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重“结合”的相关论述除强调要将理论的一般原则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外，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要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思想。在给德国、法国和美国等国社会主义者的信件中，恩格斯总是从各国自身的历史特点出发帮助他们处理复杂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纠正各种错误倾向。1887年年初，他在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分析了当时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外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所犯的错误，强调“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他告诫说，社会主义工人党要在运动中发挥实际作用，就“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恩格斯这里以形象化的叙述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要同各国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相融合的重要性。显然，马克思主义只有获得本土关怀，才能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对于这一点，1920年10月，列宁在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也作出了极富启发性的阐释。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乃至人类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就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高度统一。
综上所述，“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注重“结合”的相关论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要同各国具体实际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意涵。因此，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提出和践行“两个结合”是接续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观的必然逻辑。
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演进的经验总结
“两个结合”除蕴含科学的理论逻辑外，还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奋勇拼搏的同时，也始终如一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这为新时代“两个结合”重大命题的提出积累了宝贵经验。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结合”的初步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领导人便已开始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早在1923年6月12日，施存统在《先驱》刊发的《本团的问题》一文就表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处处根据事实，处处不凭空想……我们要自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分析现在中国的事实，从现在的事实中找出出路来”。该文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科学理论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只有“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蔡和森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已经有了初步认识。不过，当时的共产党人还不善于使两者实现结合，更未把这种结合提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因而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同时，受思想文化斗争的环境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思维方式的影响，此时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尚未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因而较少思考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应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以及要从中吸取营养的问题。
延安时期开启后，中国共产党对“两个结合”的思考和探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是学习本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可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还是对历史遗产的总结继承，都反映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两个结合”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因为上述认识上的升华，中国共产党不但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而且还创造出“实事求是”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范例。
由上可见，“两个结合”尽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原创性命题，但其历史进程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初步形成了“两个结合”的理论自觉，这为之后“两个结合”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结合”的继续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强调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以“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调研，取得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成果。与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相呼应，刘少奇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提出了要“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的要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创造性的发展的……关键在于联系实际”。这些宝贵的思想观点指引着中国共产党根据新中国的实际情况，更加独立自主地完成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在传统文化政策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调整，以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从1956年年初至1957年年初，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践行文化领域的“双百”方针，积极倡导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指出“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他认为，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都具有消极、负面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地批判利用文化遗产，以“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一时期，周恩来对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作了具体阐述。在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中，他指出：“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很多民族财富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能埋没。”在“双百”方针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推动下，党的八大及其后一时段的文化政策继续突出了继承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以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为更好地认识、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实现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强国的愿望，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中国具体实际和民族文化的深刻把握和批判利用。尽管实践的过程并不顺利，但相关探索却使“两个结合”的历史脉络得到接续，为“两个结合”在今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个结合”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实现了“两个结合”的创新发展。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回答了新时期的中国将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世纪之交的客观实际，继续深化理论探索，加强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理解和运用。江泽民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胡锦涛也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可以看出，进入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接续并进一步发展了以往各时期形成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无疑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立足基本国情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这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产生了丰硕成果。比如，在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一问题上，邓小平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给出了生动的回答，创造性地赋予“小康”一词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又如，在党的执政思想上，江泽民将传统儒家思想和现代治理理念融合起来，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再如，胡锦涛把传统价值观念中蕴含的“和合”思想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结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党的意志能够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领会和接受。
总的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同时深化了对新时期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4.新时代“两个结合”的境界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两个结合”的发展进入一个新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理论创新，不但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而且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在习近平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因此，共产党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相统一，使理论“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现出巨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成为“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通过对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进行科学研判，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思想主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
除注重结合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习近平也作出了较以往各个时期更为系统、深刻的认识和阐发。他认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因为此，他尤其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诚心正己”等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诉求和精神追求，新发展理念包含了“和为贵”“作新民”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吸收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传统治国理念，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汲取了“任人唯贤”“选贤举能”等古代吏治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传统邦交之道。这些创新理论成果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
综上可见，“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演进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持之以恒地推进“两个结合”，思考和阐述与“两个结合”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不但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而且还为新时代“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的明确提出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三、实践逻辑：新征程上“两个结合”的发展进路
“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在揭示这一重大论断的学理来源和过程演进的同时，也为新时代持续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提供了遵循和参照。当下，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持续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兼具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只有积极探索适合时代需要的“两个结合”的发展进路，才能顺利完成新征程上的各项使命和任务。
1.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的理论前提。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共产党人的灵魂和旗帜，更是“两个结合”的根基。因此，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持续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更好促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观察、把握和引领时代。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首要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深刻认识和洞察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观点，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诸多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贯通、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干，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提供了科学的工作指导。”因此，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应当着重掌握、运用贯穿这一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精神实质。党的二十大从六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系统概括和深刻阐述，为新征程上“两个结合”的持续深入推进提供了行动指南。
2.赓续民族文化血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的关键抓手。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解决的问题。从世界史角度来看，“反传统”现象经常出现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然而，传统与现代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结合，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发展得比较顺利；反之，党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但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而且还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它们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习近平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因此，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推动改革发展各项事业行稳致远，就必须赓续民族文化血脉，挖掘和阐发民族文化基因，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涵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当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文明的结合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获得发展，进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扎下根来，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受时代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与时代发展脱节或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就要求人们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特质，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正是在这种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因此不断向前推进。
3.立足“两个大局”，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的现实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党员干部要立足“两个大局”，深刻洞察时势，积极识变、应变和求变。2022年4月25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就阐明了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工作的立足点，为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如果思想僵化、畏缩不前，不能自觉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那么，不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无法完成，党和国家的形象也会受损。只有胸怀“两个大局”，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把握时代大势，回应人民关切，中国共产党人才能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绚丽华章。
中国共产党立足“两个大局”，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正是因为正确处理和化解了不同时期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不断取得成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发挥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思想伟力，主要原因就是它科学完整地回答了新时代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在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社会大踏步前进。展望未来，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因此，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唯有立足时代发展前沿，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回应现实需要，破解现实难题，才能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创新探索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总之，“两个结合”包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厚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而且，它们并非毫无关联、脱离彼此的独立存在，而是有机联系的内在统一体。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两个结合”具备了科学指导性、历史继承性和时代适应性。这无疑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永葆勃勃生机、历久弥新的奥秘所在。
参考文献：
［1］姜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2］李毅：《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
［3］韩震：《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文化根基》，《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4］田培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党建研究》2023年第1期。
［5］欧阳军喜：《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历史研究》2022年第6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微信公众号2023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