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论审思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这就明确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把历史与理论贯通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科学理解和把握“两化”的本质要求，首先必须从学理上厘清何谓“中国化”、何谓“时代化”以及二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辩证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特点、中国社会革命的创新实践、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论断。

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真理的制高点，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学说，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其理论指向从来都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民族，而是从更宏大的视野审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作为对整个世界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它是从各种具体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更不可能与各国的具体实际存在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不能够直接应用于各国具体而又复杂的革命实践。对此，恩格斯曾一再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只是提供了一种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各国共产党人只有“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才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列宁强烈反对脱离客观事实的抽象议论，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它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应用有不同的情况。毛泽东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要研究并运用其中蕴含的“一般规律的结论”与“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这就深刻表明，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弄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原则和方法，不研究各特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和实践特点并与之结合起来，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遭遇挫折，甚至会陷入失败境地。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其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非教条地对待它。毛泽东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的“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具体指向就是解决其在实践中发展的问题，即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中国社会革命不断取得胜利；而“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的具体指向则是解决理论创新的问题，即党把带领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化总结提炼，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指出：“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辩证地分析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以发展的观点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强调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与深刻变革，“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注入强劲动力。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党成立以来取得的一切胜利，究其根本就在于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遭受的一切失败，究其根本则在于违背了这一原则，僵化、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植根于西方土壤的文化形态，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对待中国历史与文化、使其成功在中国扎根，始终是党无法规避且务必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从“历史的中国”考察“当下的中国”的问题，他明确指出：要继承中国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就说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使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经过一定的民族文化表达方式，才能转化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秉持理性的文化自觉和崇高的文化自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这里提到的“贯通”“融通”,既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使其呈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和形态，又包括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精华，为马克思主义注入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使其具有厚重的历史意识和文化底蕴。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来看，无一不既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而兼具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内涵

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既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本质和发展性特征决定的，也是不断回答新的时代课题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并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根本就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由其实践性所决定的。它并非书斋里的学问和纯粹思辨的观念，而是以实践为中介“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进而不断获得创新与发展的“活的行动理论”。它既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指南，又在这一过程中自觉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超越时空的永恒原理和终极真理并不存在，并明确宣布“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列宁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反对“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强烈要求不能忽视“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事实”。毛泽东明确指出，客观实际的运动、变化、发展永无终结，我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无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旦“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邓小平则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必须“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这是其能够“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其得以“时代化”的根本依据，决定了它能够而且必须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并在不断吸收时代内涵的基础上引领时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时代课题的客观需要。时代课题是一定时代的矛盾、特点和发展趋势的集中呈现和深刻反映。准确把握并科学回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使命，也是推动其不断“时代化”的根本动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并开始走向反动的时代，他们正是围绕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作出系统回答，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民族殖民地等问题作出系统回答，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求索，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与时俱进地解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度，如何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实现现代化等课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新的实践需求出发，在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逻辑主线开展了系统性理论构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代一刻不停地向前发展，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大量涌现，只有准确判断时代的主题、课题，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辩证关系

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和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蕴含着“时代化”。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化”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也必然会同一定时期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使“中国化”呈现出时代性，“时代化”也就相应地实现了。回顾党的历史，不难发现，党推进社会革命征程中的每一次伟大胜利，“中国化”进程中的每一次理论飞跃，实际上总是党对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对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推进“时代化”的结果。因此，“时代化”就是“中国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而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化”贯通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化”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党把实现人民解放作为重要使命，致力于把劳苦大众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解放出来，成功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世界潮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在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和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引下，党领导人民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了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世界潮流。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胜了来自国内外、党内外各种复杂严峻的考验挑战，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就。所有的这一切，既是“中国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不同历史时期“时代化”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中国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理论一样，都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成果，都不可能超越时空和历史阶段而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条件下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历史一再证明，倘如不顾持续变化发展着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僵化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党的事业就会因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而遭遇挫折，甚至发生失败。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既要符合国情，也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能固步自封、僵化不变。与此同时，任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运用和创新，也会受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时代化”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还必须不断“时代化”,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来看，党的七大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也就是说，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当时”或“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阶段性成果和时代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既各有侧重，又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化”侧重解决的是“服中国水土”的问题，而“时代化”侧重解决的是“应时代所需”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化”是“时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或不提出“中国化”,就无由谈及“时代化”;“时代化”是“中国化”的依托和保证，离开了“时代化”,“中国化”也无法得以实现。“中国化”与“时代化”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相互贯通的方面。这一过程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彰显了其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等基本特质。

时代越是加速变革，理论需求就越是强烈，理论创新也就越是迫切。对于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必须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和历史主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中不断谱写“两化”新篇章。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中流砥柱，也是不断推进“两化”向前发展的核心主体力量。回顾历史，党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有过一些曲折，走过一些弯路，但之所以发生了失误又能迅速得以纠正，并始终确保“两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取得一个又一个理论创新成果，究其根本在于党始终勇于自我革命，把握历史主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使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成为全党的共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纵深发展，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面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全面清理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回归正确的轨道，为推动从僵化封闭到改革开放的重大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更加复杂的形势、更加严峻的挑战，党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使其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从而最广泛地凝聚起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不断把“两化”推向前进。

第二，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推进“两化”从来都不是漫无方向、随心所欲的，而是有着鲜明的价值立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内在规定，也是党永葆先进性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政党推动社会变革的最深厚根基。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回答人民之问、集中人民之智、解决人民之忧，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具体而言，坚持党的理论来自人民，就是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从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中汲取智慧，特别是要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广纳群言、集思广益，最大限度地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坚持党的理论为了人民，就是要紧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把回答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坚持党的理论造福人民，就是要以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导向，积极推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建设，将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结合起来，努力使党的创新理论被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掌握，从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伟力。

第三，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得到科学的对待，不但关系到其自身理论价值的有效发挥，而且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社会革命的兴衰成败。无论是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其后继者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都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同各种违背或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既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不断将社会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当前，诸如“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错误思潮仍不时沉渣泛起，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考验依然严峻。对此，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要深刻领会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揭露、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论等各种错误思潮，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确保马克思主义牢牢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坚决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做到道不变、志不改；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努力对当前亟需进行理论引导或说明的突出问题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四，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国情，是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一切理论创造和创新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依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有一个如何认清中国国情，特别是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一方面，党在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征程上，既有因正确地研判主要矛盾而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也有因对主要矛盾错误判断或未能坚持正确判断而遭受严重挫折的惨痛教训。十九大立论定向、总揽全局，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要政治判断，并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必须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历史定位，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党历来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式的改造，激活其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理念和思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文化沃土。新时代，必须继续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去伪存真、推陈出新，深入挖掘和阐发其时代价值，大力传承和弘扬其精髓要义，真正将其转化为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

第五，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每一时代都有它独有的特征，而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这些特征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同时，还要科学研判世界发展大势，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性质、特征、主题和任务，如何理解和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演变的规律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科学把握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做出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对于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战略主张和研判，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指导下，准确把握大变局中的“时”与“势”,努力从各种现象中看清实质，从历史的维度中把握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今时代“既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代”,“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以期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揭示内在矛盾、探究深层规律，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科学的理论总是与伟大的实践彼此辉映、相互激荡。新时代新征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多重风险挑战，我们只有洞察历史大势，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始终秉承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不断开辟“两化”新境界，才能以真理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更大胜利。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9月15日